一、欧洲19世纪群众歌曲
19世纪上半叶，欧洲各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在革命中产生了大量的群众歌曲，这些歌曲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传统：运用民间歌调,配以新词,为斗争服务。这一时期的歌曲，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复辟时期
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各国封建王朝陆续恢复了统治地位。法国大革命点燃的革命烈火被扑灭，欧洲进入了极其黑暗的年代。人民反抗的呼声在这个时期的歌曲中表现出来。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国P.J.de贝朗瑞(1780～1857)所作的填词歌曲。其中，有讽刺封建贵族卷土重来的《贵族狗告状》（采用《要有品德，但不宜过分》的曲调）；有揭露和反对波旁王室的《非常渺小的人》（采用《从前有个伟大的预言家》的曲调）；有影射王室即将覆灭的《小红人》；有揭露反动的教会及其僧侣的《尊敬的神甫们》；有回忆大革命的光辉年代，歌颂当年战斗过的兵士和人民的《老班长》(采用《告诉我，战士，告诉我，你可记得？》的曲调)；有呼吁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封建君主“神圣同盟”的《各国人民的神圣同盟》（采用《好人们的上帝》的曲调）等等。贝朗瑞的歌曲大多具有深刻犀利的思想性和质朴流畅的风格。由于他的歌曲具有鲜明的革命精神，贝朗瑞曾多次被波旁王朝逮捕判刑，但他从未屈服。
在德国，一些具有反封建意识、要求民族统一和解放的诗篇，被谱成了歌曲。如T.克尔纳的《战斗中的祈祷》曾被许多人谱曲，其中流传最广的是由希默尔谱曲的一首。1820年，大学生协会会员赞德因刺杀了枢密顾问、沙皇的代理人科采布埃被处死后，在群众中产生了歌颂赞德的歌曲《呵,赞德,谁能和你相比》（又名《我为此而降生》）和《铁锁链压着那果敢的手》等。
30～40年代革命风暴时期
法国 在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8年二月革命中产生的歌曲主要有：表现欢庆推翻波旁王朝的《巴黎人之歌》（又名《巴黎进行曲》，达拉维作词,采用《我看见一条小船在行驶》曲调）、《三色旗》（布朗克词，采用贝朗瑞歌谣曲调）；揭露七月王朝篡夺革命果实，为资产阶级谋利益的《1833年的卡玛尼奥拉》、《巴黎的蠢汉》（采用《贵族狗告状》同一曲调）、《1837年的巴黎人之歌》、《肥、胖、蠢》等;反映人民对路易－菲力普已忍无可忍,将其列入罪犯名单的《对每一个大罪犯,我们要竖起一根吊杆》、《去，让人把你绞死吧》（采用《这就是米歇尔妈妈》曲调）、《人民的自由》（采用《出征歌》曲调）、《共和国万岁》（A.阿莱词，采用《圆柱之歌》曲调）等。
德国 在1848年革命以前就出现了反映现实政治斗争的歌曲。如表现人民反抗暴政，要求把贵族王侯赶下台的歌曲《卡尔国王，必须滚开》、《诸侯，滚出国土去》等；歌颂1832年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大学生起义的歌曲《我们不是奴隶，共和国万岁》（又名《法兰克福有六个大学生》）;反映1844年7月26日施托尔科夫市市长H.切希行刺普鲁士国王事件的歌曲《切希市长之歌》以及反映人民对反动教会的痛恨与嘲讽的歌曲等。
1848年革命爆发后，德国涌现出更多直接反映革命斗争的群众歌曲，如表现革命目标和理想的歌曲《我们爱自由，不要国王》、《自由万岁》、《弟兄们，让我们去战斗，战斗！》、《柏林民主分子进行曲》等；反抗“神圣同盟”的歌曲《警报》、《敌人走投无路，阴谋叛国求主》；体现不同封建制度妥协的斗争精神的歌曲《普鲁士王子，我们要向你扔石头》；描写柏林三月革命后人民抬着烈士尸体示威游行，迫使普鲁士国王脱帽致哀场面的歌曲《要报仇》等。革命期间有不少歌颂时代英雄人物的群众歌曲，如歌颂激进派代表人物R.勃鲁姆的歌曲《自由旗手》、歌颂民主主义者F.黑克尔的歌曲《黑克尔之歌》等。诗人F.弗赖利格拉特在革命期间写的许多诗篇被配以旧曲，成为群众歌曲流传，其中《起床号》(采用《马赛曲》曲调)流传最广。此外，产生于1844年反映丹麦统治下普鲁士民众要求解放的歌曲《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在1848年革命中成为流传很广的民歌。
奥地利 在1848年3月、5月两次起义期间产生了许多歌曲。据统计仅三月革命后的几个星期内，出版的音乐作品（包括声乐和器乐）达百余首之多。其中群众歌曲《大学》（该词被谱曲不下9种）流行较广。产生于30～40年代的歌曲《安德烈·霍费尔》歌颂了19世纪初奥地利民族英雄。这支歌于19世纪末传到德国，变成德国歌曲《工人们》；20世纪初传到俄国，变成苏联国内战争时期歌曲《青年近卫军》，后又传入中国，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少年先锋队歌》。
匈牙利 在1848年三月革命中最为流行的是爱国歌曲《拉科齐进行曲》，该曲有多种曲调，有的产生于19世纪初，其中流行最广的一首原作者不详。
意大利 在1848年革命中产生了许多群众歌曲，其中表现人民要求统一和解放的歌曲《马梅利之歌》、《呵，热情的青年》、《加里波第战士之歌》（原名《志愿军告别歌》）等。
波兰 在1830年和1848年两次起义中，重新唱起了曾被反动派禁唱的、产生于1797年的兵团战歌《波兰不会亡》（又名《栋布罗夫斯基的马祖卡》，J.维比茨基词，曲作者佚名），这首歌成为波兰国歌。
捷克斯洛伐克 30～40年代产生的爱国歌曲《我的家乡在哪里》，歌词的第1部分由捷克人J.K.狄尔作,第2部分由斯洛伐克人Y.马杜什卡作,曲作者F.J.什克鲁普。此歌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歌。
希腊 在1821年反抗土耳其统治的独立战争中产生的爱国歌曲《自由颂》(D.索洛莫斯词，N.曼察罗斯曲)流传很广，此歌于1864年起成为希腊国歌。
比利时 在1830年 8月的革命中产生了《布拉班人之歌》（H.L.A.德谢词,F.van坎彭豪曲），广泛流传。1860年比利时政府将此歌改配C.L.罗日耶写的新词成为比利时国歌。
在欧洲19世纪上半叶的群众歌曲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即工人歌曲的蓬勃发展。这些歌曲是随着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而产生的，大多反映了工人阶级的斗争要求和政治主张，以及他们的生活和理想。歌曲的作者大多是普通工人，如法国工人B.杜朗、E.鲍狄埃等。
形式上以旧调填新词为主，多数歌曲与民歌保持密切的联系，少数歌曲在音调上开始接近近代创作的群众歌曲，如进行曲的风格，旋律上主三和弦的分解进行及附点音符的运用等。上述手法虽然已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歌曲中出现，但在19世纪上半叶的群众歌曲中运用得更加广泛。
此外，这个时期的一些专业作曲家也谱写了反映当时人民和愿望的歌曲，如R.舒曼的《两个掷弹兵》（H.海涅词）、《黑红金》（弗赖利格拉特词）；B.斯美塔纳的合唱曲《自由之歌》、F.李斯特的合唱曲《劳动赞歌》等。其中G.威尔迪歌剧《纳布科》中的合唱《飞吧，思想，鼓起金色的翅膀》于1842年上演后，迅速传遍了全意大利。
二、民族乐派
19世纪中叶起，继德奥等国兴起浪漫主义音乐之后，在东、北欧一些国家，出现了一批致力于振兴本民族音乐的作曲家，他们的作品以反映本民族的历史和人民生活为题材，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深厚的民族感情，同时大量运用民族民间音乐素材，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这些作曲家被称为民族乐派作曲家。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波兰的S.莫纽什科,匈牙利的F.埃尔凯尔,捷克的B.斯美塔纳、A.德沃扎克,挪威的E.格里格,芬兰的J.西贝柳斯，俄国的И.格林卡和以 А.巴拉基列夫为首的“五人团”、П.И.柴科夫斯基等。此外，受上述民族乐派思潮的影响，在南欧的西班牙，也出现了I.阿尔韦尼斯和E.格拉纳多斯为代表的复兴民族音乐的作曲家。20世纪上半叶，民族乐派在欧美各国，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民族乐派的形成：
民族乐派是在东北欧各国民族、民主运动空前高涨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随着人民的民族、民主意识的日益觉醒，进步的文学艺术家产生了摆脱外国文化的统治，建立本国民族近代文化的强烈要求，加之受到西欧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思潮的影响，他们发起了复兴民族文化的运动。其中的音乐家即致力于民族音乐的复兴。他们创建民族的歌剧院、音乐学院和音乐协会，收集、研究民族民间音乐，力求创作具有鲜明民族性的作品，以建立本民族近代专业音乐，改变西欧音乐在本国的统治地位和民族音乐的发展受到压制的落后状况。
此外，18世纪下半叶以来，欧洲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中不断增长的民族性因素，也为民族乐派的产生积累了经验，特别是作曲家F.F.肖邦和F.李斯特，更以其具有炽热爱国感情和浓郁民族风格的创作，成为民族乐派的直接先驱。30、40年代，在俄国首先出现了民族乐派的奠基者──作曲家格林卡，他的作品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并在艺术上达到与西欧专业音乐并列的水平。50年代后，各国接连涌现一批杰出的民族乐派作曲家，促使各民族音乐空前繁荣。
民族乐派的基本特征：
民族乐派的音乐特征，主要表现在作品的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两个方面：
①在题材的内容方面，可分为以下4类作品：第1类，是取材于本民族的历史和传说，描写了人民反抗异族压迫、反抗封建暴政的斗争故事，热情地歌颂了民族英雄、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的作品。作曲家借此影射现实，使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如埃尔凯尔的歌剧《邦克总督》，斯美塔纳的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中第3首《莎尔卡》、第5首《塔博尔》、第 6首《布拉尼克》，格林卡的歌剧《伊万·苏萨宁》，А.П.鲍罗丁的歌剧《伊戈尔王子》,.П.穆索尔斯基的歌剧《鲍里斯·戈都诺夫》等。第2类,是描写祖国的瑰丽山河、人民的生活风俗和伦理道德、民间的美丽传说等，充满了作者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具有深厚民族感情和强烈民族意识的作品。如斯美塔纳的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中第2首《伏尔塔瓦河》、第4首《波希米亚的田野和森林》、歌剧《被出卖的新娘》、德沃扎克的歌剧《水仙女》、格里格的许多钢琴抒情小品等。第3类,是直接抒发作者个人的生活体验和内心感情的作品。如德沃扎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和《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斯美塔纳的弦乐四重奏《我的生活》，都包含着抒发作者对祖国、故乡生活的深切怀念之情。第 4类,虽然数量不多,却是直接表现现实的民族阶级斗争的作品。如西贝柳斯的交响诗《芬兰颂》，当即引起统治者的惊恐并遭到禁演；斯美塔纳的合唱曲《自由之歌》和钢琴曲《革命进行曲》，曾在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中鼓舞了人民群众。民族乐派的主要创作，都不同程度地、直接或间接地与民族民主运动相联系，许多作品深深地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和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
②在艺术风格方面，民族乐派的作曲家大量运用民族民间音乐素材，并创造性地与西欧传统音乐的表现手段和艺术技巧相结合，因而使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并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水平。这主要体现在作品的体裁和音乐语言上。
在体裁上，民族乐派主要的创作领域是歌剧、交响曲、钢琴曲等。除了斯美塔纳创造了交响诗套曲外，民族乐派作曲家们基本上是沿用西欧古典、浪漫派时期的各种音乐体裁，但着意使之具有本民族的风格，创立本民族的歌剧、交响曲和钢琴曲，从而为这些音乐体裁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民族化、群众化的创作道路。如斯美塔纳的喜歌剧《被出卖的新娘》，音乐始终贯穿着捷克乡村的民间舞曲、器乐曲以及具有民歌音调特点的独唱和农民合唱曲,成为捷克的第1部民族歌剧。格林卡的历史歌剧《伊万·苏萨宁》，其音乐曾被贵族文人嘲讽为“马车夫”的音乐，这恰好说明了它与俄罗斯民间音乐的血肉联系，被誉为俄罗斯民族乐派的奠基之作；格林卡的交响幻想曲《卡玛林斯卡雅》，直接引用两首民歌作主题，运用俄罗斯民间音乐中常见的衬腔复调和变奏发展的手法，模仿民间乐器的独特音色，散发着浓厚的乡土气息。许多作曲家不仅把日常生活中的民间舞曲引入歌剧、交响乐等大型作品中，而且常把它们作为独立的音乐体裁，创作出管弦乐或钢琴的民间舞曲，如斯美塔纳的钢琴组曲《捷克民间舞曲》、德沃扎克的管弦乐组曲《斯拉夫舞曲》、格里格的钢琴组曲《挪威农民舞曲》等。
在音乐语言上，民族乐派作曲家除了直接引用民歌或民间舞曲进行加工、创作外，更多的是提炼和吸收民间音乐的音调、节奏、调式、结构、演奏技法等，创造出作曲家自己的、具有民族特点的音乐语言。其中民族特点最鲜明的因素是:调式、旋律及和声。在调式上,许多作品以大小调为主，同时间插民族民间音乐中特有的各种调式和音阶，如各种民间自然调式、升高四级音或七级音的小调、五声音阶、大小调交替以及少量的全音音阶等；在旋律上，不仅具有各自不同的民族风格和个性特征；同时也具有共同的特性，如旋律线大多以自然音进行为主，以有别于晚期浪漫主义音乐中常见的变化音进行，给人以质朴亲切之感。其节奏复杂多变，节拍不对称,变换亦不规则;在和声上，穆索尔斯基和格里格的表现手法尤为大胆、新颖，富于描绘性和色彩性。在他们的作品中，出于不同表现的需要，创造性地使用特殊结构的和弦、复和弦,以及各种和弦的意外性连接,有时突出传统或民间调式功能和声，有时又故意模糊其功能作用，造成调式与和声不明确或朦胧等，其中在某些方面预示了印象派的和声语言。
19世纪欧洲民族乐派的贡献在于：不仅创立和繁荣了本国近代专业音乐，在本国民族民主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也丰富和发展了19世纪全欧洲的音乐文化，对以后的印象主义音乐、20世纪的民族音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西方不少国家里，出现了许多根据民间音乐素材写成的、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作品。其主要作曲家有捷克的L.亚纳切克，匈牙利的B.巴托克、Z.科达伊，波兰的K.希曼诺夫斯基、W.卢托斯瓦夫斯基，罗马尼亚的G.埃奈斯库，保加利亚的П.弗拉季格罗夫，西班牙的M.de法利亚，英国的R.沃恩·威廉斯、G.霍尔斯特，美国的G.格什温、A.科普兰、R.哈里斯，巴西的 H.维拉-洛博斯，墨西哥的C.查韦斯，阿根廷的A.希纳斯特拉等。
20世纪民族乐派与19世纪民族乐派的音乐之间具有某种共同性：它们都重视民间音乐素材的运用，从那里汲取滋养，为发扬本国的民族音乐文化作出贡献。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20世纪民族乐派看作是19世纪民族乐派的继续和发展。在有些作曲家的作品里，这种继承关系表现得更为明显、直接。如亚纳切克继承了捷克民族乐派作曲家德沃扎克的传统，并受到俄罗斯民族乐派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的强烈影响；法利亚师从西班牙民族乐派奠基人F.佩德雷尔，他与I.阿尔韦尼斯、E.格拉纳多斯一起建立了西班牙民族乐派，并取得最卓越的成就；沃恩·威廉斯继续推进了E.埃尔加等人开创的英国民族音乐复兴运动，成为这一运动中最杰出的代表；埃奈斯库继承了19世纪罗马尼亚民族乐派的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获得国际声誉。美国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乐派发展较迟，进入20世纪以后，作曲家们才开始创作第1批具有民族风格的作品。但是,他们的创作活动也仍然离不开欧洲19世纪民族乐派思潮的强大影响。
20世纪民族乐派与19世纪民族乐派相比有很大不同，主要表现在：
①20世纪民族乐派虽然也表现出一定的爱国主义感情，有些作曲家的创作活动与本民族在政治或文化上力求摆脱外来的统治和支配联系在一起，但是，总的来说，他们不如19世纪民族乐派作曲家们那样具有自觉的民族意识和强烈的爱国热情，以及重视从本民族的历史、人民生活、传说和文学著作中选取题材，强调内容的民族性。
20世纪民族乐派在内容的充实性和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深度上，比19世纪明显地有所削弱。但是作曲家们对民间音乐本身抱有更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们对民间音乐特征的新发现，表现得更为突出。
②20世纪民族乐派的作曲家们在处理民间音乐素材的原则和方法上，由于有了更可靠的记录方法（通过录音机），对民间音乐的科学研究大为深入，作品可以处理得更接近于民间音乐的原来面貌，甚至有意识地发掘民间音乐中实际存在的所谓“不规则性”。
19世纪作曲家们经常按照传统的专业音乐方式来处理民间音乐，而对这种“不规则性”往往忽视。20世纪民族乐派作曲家们还常常从民间音乐不同于专业音乐的种种特征出发，创造出新的风格、新的体系，其杰出代表是巴托克。巴托克曾带着简陋的录音机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地农村广泛收集民歌。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可以发现源自匈牙利等地农民音乐的、突破了传统专业音乐规则和体系的各种调式、音阶和节奏，以及由这些调式和音阶所形成的独特、新颖的和声。
③20世纪民族乐派不仅继承了传统音乐，而且吸收了同时代其他音乐流派的创作经验和成果，采纳了西方现代音乐的创作手法和技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本身就是西方现代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而19世纪民族乐派则是同浪漫主义音乐结合在一起的，它具有浪漫主义的音乐特征。当然，20世纪民族乐派的作曲家们在音乐语言的创新方面，程度有所不同。有的大胆探索新路，有的比较接近传统。前者如巴托克，后者如科达伊，他们同是匈牙利民族乐派的两位代表人物，其创作却典型地表现出这种区别。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欧、北美各国，音乐中的民族主义倾向大为减弱。尽管个别作曲家的创作中有时仍保留某些民间因素，但音乐的民族风格和特色已普遍不受重视，而被一种没有鲜明民族风格的所谓“世界性”的音乐语言所代替。然而，在拉丁美洲、巴尔干诸国，仍有不少作曲家在发展本民族音乐文化时继续使用民间音乐语言进行创作。
三、美国群众歌曲
从18世纪末至20世纪的200年中,美国群众歌曲经历了由借用、翻译、模仿欧洲各国歌曲，到逐渐发掘和发展本国不同民族的多种音乐因素，来创造自已的、具有美国特色的歌曲形式的过程。
1.反抗殖民统治的歌曲
18世纪下半叶，美国人民遭受殖民统治的时候，就通过歌曲表达他们的反抗与斗争情绪。如马萨诸塞反英组织自由之子社传唱的歌曲《自由之歌》（J.迪金森词，采用英国W.博伊斯的歌曲《海军的军舰与水兵》的曲调），波士顿人民倾茶斗争中的歌曲《波士顿茶税》（词作者佚名，采用英国海员歌曲《来，听我的小曲》的曲调）等，在当时颇有影响。在1775～1783年的独立战争和战后一段时期，流传了更多的群众歌曲，如《扬基嘟得儿》（词作者佚名，采用英国同名歌曲曲调），《切斯特》(W.比林斯词曲)、《亚当斯和自由》（T.佩因词,采用《阿那克里安》曲调,此歌于1814年被重新填词，成为著名歌曲《星条旗》）等。这些歌曲大多采用了英国歌曲的曲调进行填词，少量属于创作（如《祝酒》、《切斯特》、《亚当斯和自由》等），带有宗教圣咏的痕迹，这是由于当时美国的音乐生活尚处在以教堂音乐为主的时期，世俗音乐刚在萌芽。
2.外来歌曲
美国早期流行的群众歌曲，都是来自英国、爱尔兰、苏格兰、德国和意大利的歌曲和歌剧曲调。其中最普遍的是英国的花园歌、叙事曲、喜歌剧的咏叹调和音乐会歌曲。这些歌曲以演唱与简单的乐器伴奏形式演出,如《弗罗拉》、《乞丐歌剧》、《没歌、没饭》等。这些歌曲都具有英国歌曲的特点，有的采用了G.F.亨德尔、H.珀塞尔的曲调或吸收了J.S.巴赫音乐的风格特点。
18世纪末～19世纪初,爱尔兰和苏格兰歌曲在美国开始流行,如爱尔兰人T.莫尔填词,J.斯蒂芬森、H.R.毕晓普配伴奏的歌集《爱尔兰旋律》，苏格兰人R.彭斯填词的歌集《苏格兰音乐博物馆》等。其中《美好的往日》等歌曲，脍炙人口。这些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歌曲具有乡土气息，得到美国人民的喜爱。
19世纪初，德奥歌曲在美国也很流行，如F.舒伯特、F.W.阿布特、库克恩的许多歌曲，均被译成英文，印成歌篇出版。
19世纪20～40年代期间，在美国普遍流行采用欧洲歌剧的曲调填以英文歌词的歌曲，或英国作曲家用意大利歌剧风格谱写的歌剧曲调。比如采用W.A.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中曲调填英文词的《摆脱忧郁》，根据G.罗西尼的歌剧《坦克雷迪》选曲改写的歌曲《我们在此短暂地相会又分离》，从V.贝利尼的歌剧《诺尔玛》和G.多尼采蒂的歌剧《军中女郎》改写的大量咏叹调和歌曲等等。
3.游吟艺人的歌曲
这是最早显露出美国自已特点的群众歌曲。它是由白人创造的、供白人欣赏娱乐的音乐表演形式,发源于美国北部和中西部。19世纪20年代,英国演员C.马修斯有意识地将黑人语言的拼音、节奏等特点加以喜剧化，配上简单的音乐旋律加以表演，受到热烈欢迎，许多美国演员如G.W.狄克逊、G.尼科尔斯、J.W.斯威尼、B.法雷尔等，纷纷效仿马修斯的表演，成为当时最出名的群众歌曲作者和表演者。他们扮演的黑人角色大都是喜剧性的粗俗形象，所唱的歌词大都无严格规则，音乐的旋律简单，富于舞蹈性,多用五声音阶,配以切分的节奏和简单的和声，用班卓琴、民间提琴或吉他伴奏，代表作品如《济普·库恩》（源于美国民歌昂格罗，后称《草垛里的火鸡》），狄克逊的《炭一般黑心的罗斯》、《蓝色燕尾服》，T.D.赖斯的《杰姆·克劳》、《很久以前》,哈珀的《吉姆和塔克》、《露西·朗小姐》、《船夫之舞》、《大脚黑鬼》等。19世纪下半叶，游吟艺人的歌曲大大发展，出现了众多的表演团体。其表演者都是白人男子，采用的音乐素材来自昂格罗、流行曲调、意大利歌剧或由此派生的曲调等。据考证，南北战争前的美国音乐很少与黑人音乐有联系。
4.反蓄奴制和南北战争时期的歌曲
19世纪下半叶，在美国反蓄奴制的斗争及南北战争期间，产生了一些反映黑奴痛苦生活和争取解放的歌曲。如早期反映黑奴痛苦生活的歌《废奴主义众赞歌》（采用《老百篇》赞美诗曲调）、《他从不咕哝一声》;描写帮助南方黑奴逃到北方的“地下铁道”活动的歌曲《亲爱的内莉·格雷》（B.R.汉比词曲）；借用《圣经》的故事反映黑奴要求解放的歌曲《走吧，摩西》、《悄悄地走吧》等。
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一次全民性战争，几乎波及美国南北方的每个家庭。在当时和以后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群众歌曲为数最多。如《第一枪打响了!愿上帝保佑正义！》(G.路特词曲，1862)、《约翰·布朗的遗体》(T.毕晓普词,采用W.斯蒂夫的歌曲《喂弟兄！你将在迦南圣地的海岸边和我相会吗?》的曲调)，以及采用同一曲调填词的另一首歌《共和国战歌》（J.W.豪词）；反映具体战役的歌曲如《萨姆特要塞之旗》（T.D.苏利凡作）；描写战争中英雄人物的歌曲如《斯通瓦尔·杰克逊的道路》、《行军走过佐治亚》（H.C.沃克作）；反映战争带来的痛苦和渴望和平的歌曲《在老宿营地扎寨》(H.基特里奇作)；描写军营生活的幽默歌曲《落花生》(P.纳特词，A.彭德曲)；悼念牺牲烈士的歌曲如《今夜寂静的波托马克河》(J.H.休伊特作)、《痛苦孤独地哭泣》（又名《当这场罪恶的战争过去时》，H.塔克作）等等。其中《约翰·布朗的遗体》在20世纪30年代传入中国，被填词改为《保卫根据地战斗曲》在革命根据地流行，其叠歌的曲调于1945年后被填词改为《团结就是力量》，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学生运动中广泛传唱。
反蓄奴制和南北战争时期的歌曲在音乐上，除与英国、爱尔兰等欧洲音乐保持联系外，明显地出现了与黑人灵歌和其他黑人歌曲音调上的联系，即明显地表现出美国特色。
5.福斯特及其他作曲家的创作歌曲
19世纪从事群众歌曲创作的美国作曲家有F.霍普金森、B.卡尔、J.休伊特、O.肖、H.拉塞尔、哈钦森家族和S.C.福斯特。其中霍普金森(1737～1791)是美国第1个歌曲作者,他最早的歌曲写于1759年。其代表作《为哈普西科德琴作的七首歌》(1788)是美国最早出版的世俗歌曲之一。卡尔(1768～1831)是在法国大革命后移居到美国的英国人,他在美国出版了60余首歌曲，包括根据W.莎士比亚的诗句谱写的《四首叙事曲》和根据英国传统曲调改编的歌曲《美好的往日》等，他的歌曲《士兵，休息吧！》在独立战争后流传了数十年之久。休伊特(1770～1827)也是从英国移居到美国的音乐家，他在大量的器乐作品中引用了英国的流行歌曲曲调如《扬基嘟得儿》等，传播了英国的群众歌曲，从而间接地为美国的填词歌曲创造了条件。他的歌曲《受伤的胡萨》，曾是19世纪初流传广泛的一首歌。肖(1779～1848)是第 1个在美国出生的歌曲作家。他早年双目失明，靠自学成为管风琴手、唱诗班指挥和作曲家。他的歌曲如《玛丽的眼泪》、《光明美好的一切都属于你》等，以感情真挚动人著称。拉塞尔（1812～1900）被誉为在福斯特之前的美国最有成就的歌曲作家。他出生于英国，曾师从罗西尼，结识贝利尼和多尼采蒂。在他移居北美洲后，通过自已的创作和表演获得了成功。其歌曲如《老扶手椅》、《我母亲的圣经》等，都具有富于表情性的旋律，引起了听众的共鸣。哈钦森家族则是演唱和创作群众歌曲的著名小团体。他们兄妹4人组成四重唱，用 2把小提琴、1把低音提琴自行伴奏，除了演唱当时流行的歌曲、合唱曲、叙事曲外，也唱他们自已编写的歌曲，在美国东部及英国利物浦等大小工业城市演出，受到工人的欢迎和喜爱。他们自编歌曲的最大特点是其鲜明的政治倾向和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关心，如反蓄奴制的歌曲《失去孩子的奴隶母亲》（J.哈钦森词）、《奴隶的呼吁》；号召人民行动起来反抗奴隶制的歌曲《躲开铁轨》等。他们支持A.林肯的解放黑奴事业，支持北方联军。在南北战争结束后，他们继续演唱支持正义事业，反对种族压迫的歌曲，如声援黑奴解放的《我的耶稣说有足够的地方》，配合1851年俄亥俄女权运动的《衬衫之歌》，揭露迫害印第安人的《印第安人的挽歌》等。哈钦森家族为美国群众歌曲与现实社会斗争保持密切联系，作出了很大贡献。
19世纪美国最重要的群众歌曲作家是福斯特。他在短促的一生中创作了200余首歌曲,其中有的吸收了传统的英国民歌的特点，如《美好的时光将到来》、《安妮，我的爱》；有的吸收了爱尔兰、苏格兰歌曲的风格，如《我美丽的阿莉斯睡得多香甜》、《金发的珍妮》；有的与意大利歌剧有联系，如二重唱《我的爱，你必须走吗？》、《白天的声音消失了》、《美丽的梦神》；更多的则反映了他和游吟艺人歌曲的血肉关系，如早年的《路易斯安那美人》、《噢！苏珊娜》，以及他在40～50年代写的歌曲《奈莉曾是个小姐》、《噢，小伙子们，带我一齐走》等。福斯特同情黑人并热爱黑人音乐，他曾说：“我已决定毫不惧怕、毫无羞愧地从事黑人音乐的写作,……并愿以最优秀的黑人歌曲作家而成名。”他的代表作《故乡的亲人》、《我的肯塔基老家，晚安!》、《主人长眠在地下》等，成为世界名曲，实现了自已的愿望。他是第一个以创作歌曲为职业的美国作曲家。福斯特的歌曲在内容上不仅表现了他个人贫穷孤独的痛苦生活，而且也反映了充斥美国社会的矛盾和人们精神上的危机感。在艺术上，他不愧为美国歌曲传统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也典型地表现了当时美国群众歌曲的特征与面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人歌曲 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在美国工人群众中流传了一些反映他们斗争生活的工人歌曲，如19世纪70年代起流传的黑人工人歌曲《约翰·亨利》，在1866年5月1日芝加哥罢工中产生的歌曲《八小时工作日》（采用《不列颠近卫兵》曲调）；受1887年芝加哥和1889年伦敦工人罢工运动启发而创作的歌曲《红旗》（1889,J.柯奈词,采用《玛丽兰》曲调）；产生于90年代的布鲁斯歌曲《乔·特纳勃鲁斯》；由著名工人歌手J.希尔(1882～1915)填词的歌曲《传教士和奴隶》（采用《好时光慢慢就会来到》曲调）、《工贼凯西·琼斯》、《全世界的工人觉醒起来》；1915年希尔被诬处死后，黑人歌手E.鲁宾逊(1910～ )所作的歌曲《乔·希尔》（A.海斯词)等,在美国人民中得到普遍传唱。
20世纪20～30年代，工人运动再度高涨，美国工人歌曲再次发展，产生了象P.西格的歌曲《萨柯给儿子的信》（根据工人运动积极分子、被处死的萨柯写给儿子的信谱曲）；女工人歌手M.杰克逊和她的兄弟写的歌曲《哈里·西姆斯之死》、《饥寒者的布鲁斯》；矿工妻子F.李茜填词的歌曲《你站在哪一边？》（古赞美诗曲调）；著名黑人歌手利德贝利的歌曲《资产阶级的布鲁斯》以及工会歌曲《我们坚决不动摇》（勃洛契改编）、W.格思恩(1912～1967)的歌曲《工会姑娘》等。